1999年，法國圣艾米隆葡萄園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全球第一處葡萄園文化景觀。至今，已有20處葡萄酒相關文化景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與咖啡相關的文化遺產也已有5處。
遺憾的是，由于從文化景觀遺產角度進行的研究起步較晚，世界遺產名錄上至今還沒有與茶相關的代表內容。中國云南“景邁山古茶林文化景觀”也是目前全球唯一茶相關的世界文化遺產預備項目，成為茶文化景觀申遺進程的絕對主角。
從許多視角來看，亞洲在茶的起源、發(fā)展過程中占有重要位置。
為了解決茶文化景觀遺產在世界遺產名錄上的代表性缺失，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ICOMOS)近年間啟動了亞洲茶文化景觀主題研究。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ICOMOSCHINA)也組織專家加入了這一重要工作。于是，文化遺產工作者將研究地理空間區(qū)域，首先鎖定在亞洲，尤其是東亞、東南亞和南亞。
源自中國的茶文化的影響力并不局限于亞洲。自19世紀末，茶葉種植已開始在全球范圍內廣泛傳播。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提供的1993年至2013年統計數據：名列世界茶產量前列的國家也包括肯尼亞、土耳其、阿根廷等，那里也擁有獨具地方歷史發(fā)展和文化特色的茶園景觀。
早在1300年前，陸羽《茶經》已對茶生長的理想環(huán)境給出了準確而全面的總結，呈現了基于中國地理的美感與活動。但目前的研究還遠遠不夠。我們之前對茶的關注和研究多涉及植物學將其作為經濟作物;或更關注飲茶的歷史文化。而今，文化遺產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工具”，幫助我們動態(tài)、完整地認知在一片土地上茶與人共同創(chuàng)造的物質與精神世界，并以全球視野理解文化的生長與傳播。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迫使人們更加正視生存環(huán)境的脆弱和現代資源攫取方式的弊端。傳統生產方式蘊含的多物種和諧共生的生態(tài)智慧及其展現的勃勃生機，不僅是值得珍視的遺產，更是為未來發(fā)展提供可能性的源泉。茶，像地球古老物種中一位優(yōu)雅的信使，帶給人類身心的愉悅。茶文化景觀以開放的姿態(tài)向我們展現人與自然積極共生的現實圖景。作為茶的故鄉(xiāng)，以文化遺產為方法，促進對茶的持續(xù)的研究和保護，中國責無旁貸。
在亞洲東部，中國的兩個鄰國日本和韓國，都有著悠久的茶文化歷史，也都可以追溯到中國唐朝時期的交往和文化傳入，又與佛教文化密切相關。在之后的中國宋、明時期，日本再度受到當時中國盛行的茶文化影響。日、韓兩國茶文化景觀展現了獨特的與古代中國的文化關聯。
日本宇治茶文化景觀：
申遺籌備已近10年
全方位推廣日本茶鄉(xiāng)國際形象
除中國外，日本是在茶文化景觀申遺上準備最充分的國家。目前，日本僅選擇了位于京都南部山城地區(qū)的宇治綠茶產地(含抹茶、煎茶和玉露)作為“日本茶文化的發(fā)源地”來代表整個日本茶文化景觀進行申遺。
京都曾是日本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南部的丘陵地區(qū)較為適宜茶葉生長，由木津川、宇治川等主要河流連接京都、大阪和神戶(出海港)。宇治茶景觀遺產構成涵蓋了鄉(xiāng)村景觀和城鎮(zhèn)景觀兩大部分，其中鄉(xiāng)村景觀由具有不同地理位置和景觀特點的茶園、茶農村落、傳統作坊和相關史跡構成，而城鎮(zhèn)景觀包括商店街、茶商城鎮(zhèn)等對于區(qū)域茶業(yè)發(fā)展至關重要的加工、集散相關遺存。整個申報項目因而呈現類型豐富、有機統一的基本面貌，體現了日本專家基于對世界遺產有機演進類農業(yè)文化景觀的深入理解而做出的對遺產要素的精準選擇。
“宇治申遺”于2011年正式啟動，由日本京都府農林水產部和規(guī)劃部負責，也聯合京都本地多個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與景邁茶林真實、完整的傳統生態(tài)文化體系相比，日本現有申報中更加突出的亮點反而是體現了近現代產業(yè)技術改良和發(fā)展的過程。
縱觀日本宇治申遺已近10年的籌備過程，還有一點非常值得關注和學習：即日本如何通過申遺過程，全面挖掘地方價值，注重對研究成果的同步轉化利用;基于對文化遺產價值的認知和保護促進區(qū)域文化品牌營造和文化產品開發(fā)。以至于在宇治茶申遺本身還處于初級階段的情況下，相關的地方文化認同、景觀保護、利益相關者參與，旅游和農產品開發(fā)，公眾宣傳教育都已相對成熟，真正體現了申遺帶動地方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積極作用。可以說無論申遺最終結果如何，都已經算是一個“贏家”。
韓國河東郡花開谷：
保存了傳統茶葉生產加工方式
體現佛教群體與茶種植歷史關系的延續(xù)
河東郡花開谷位于朝鮮半島南部。與日本宇治茶類似，茶籽也是在中國唐朝時期首次被引入播種;花開谷即被認為是韓國的茶之鄉(xiāng)、茶文化的中心和最重要的產茶區(qū)，茶樹種植面積最大，茶葉質量最優(yōu)。韓國歷史上多由佛教寺院的僧侶從事茶葉種植和加工。自17世紀晚期，由于朝鮮王朝崇尚儒學，佛寺衰退，茶葉種植隨之衰落，直至20世紀60年代，當地佛教寺院才開始重新回歸，也引領了花開谷茶業(yè)的復興。
作為傳統山地茶園，花開谷也采取了古代常見的茶樹與其他樹種林木混種的形式，沿著坡地和巖石裂隙不規(guī)則分布，形成喬木、灌木、地面植被共同形成的豐富立體的景觀。《茶經》開篇即提到，茶的栽培“野者上，園者次”，就強調了古人如何利用和加強生物多樣性為茶葉的品質和口味提供保障。也因其保存了茶樹種植中的傳統生態(tài)智慧，“河東郡的傳統茶農業(yè)系統”于2017年被列為全球重要農業(yè)文化遺產。
由于這一特殊的與佛教發(fā)展密切相關的荒廢、復興歷史，使得花開谷的茶業(yè)沒有經歷日本那樣的近現代茶業(yè)工業(yè)化過程，而意外地保存了傳統的茶葉生產加工方式，也因此保存了更加傳統的茶文化景觀。花開谷的緯度本不是像中國南方那種溫暖濕潤更適合茶葉生長的地理位置，但它背山面水，位于山谷;自然的水汽、山林擋風，適當的坡度，透氣性好的山石礫壤，都形成了一個光照、溫濕度、土壤等條件都適宜茶樹栽培的小氣候環(huán)境，符合《茶經》中對茶樹自然宜居生境特點的總結。
從文化遺產的視角分析，花開谷景觀中體現的佛教群體和當地社區(qū)與茶種植歷史關系的延續(xù)，及其對傳統種植方式的保持，都是非常明顯的“申遺優(yōu)勢”，而這恰恰又是日本宇治茶景觀申遺項目中比較欠缺的。
另外，茶與禪宗佛教的關聯也是東亞茶文化景觀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佛教團體與韓國茶文化發(fā)展的密切關系還體現在另外一處現有世界遺產地，即“山寺，韓國佛教山地寺院”系列遺產中的禪宗寺院仙巖寺，寺院中完好地保存了傳統寺廟茶園及其相關傳統。
東南亞產茶國家的相似點是它們都有重要的茶種植景觀、相對悠久的歷史和各具特色的茶文化，但并不像中國、日本、印度那樣為人所知。由于不同的原因，在茶文化景觀研究和申遺方面都還處于非常初級的階段。這些國家與中國西南產茶區(qū)接壤，自然環(huán)境接近，歷史上也有不間斷的民族遷徙融合，茶文化中體現著千絲萬縷的生物學、人類學關聯，未來以茶文化景觀為平臺加強多學科的跨國聯合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緬甸撣邦高原：
緬甸布朗族最早開始種植茶葉
茶區(qū)海拔和氣候與中國云南相近
緬甸北部撣邦高原是重要的產茶區(qū)，山地海拔和氣候與云南普洱茶區(qū)接近。
撣邦的布朗族被認為是緬甸最早開始種植茶葉的民族。加之與古代貿易線路的重要關系，緬北地區(qū)和中國云南在茶文化景觀上有很多共通之處，如腌茶作為當地傳統食物的習俗，在今日景邁山布朗族飲食中也可以看到。
緬甸世界遺產申報籌備工作也是剛剛起步，但受到國際社會關注。中國也在遺產保護和申遺研究方面與緬甸同行合作，積極互通技術支持，如在蒲甘世界遺產項目的保護管理和妙烏世界遺產項目申報方面開始合作。中緬在茶文化景觀聯合研究和保護方面，將為中緬遺產保護的交流合作開辟新的平臺。
泰國農業(yè)景觀：
稻田、柚木、荷塘和茶園
構成豐富的農業(yè)景觀
泰國有著非常豐富的農業(yè)景觀，包括稻田、柚木林、荷塘和茶園。泰國的北部山區(qū)與緬甸、老撾和中國相連，茶樹類型被分為“Miang”(本地茶或阿薩姆大葉茶)和“中國茶”兩種，目前商業(yè)種植的茶樹品種，均由國外引進。
根據文獻記載，阿育塔亞王朝時期，中國茶已經成為泰國宮廷飲品。相對于泰國遍及各地的考古遺址、寺廟或宮殿建筑來說，茶文化景觀類農業(yè)景觀仍舊過于“普通”。所以對這類遺產價值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拓展。
印度阿薩姆和大吉嶺：
豐富的生態(tài)、生物多樣性
豐富的民族文化多樣性
印度的茶文化歷史不長。英國殖民者于19世紀20年代在印度發(fā)現野生大葉茶后，從中國盜取茶種，栽培試種成功，即開始發(fā)展商業(yè)種植。伴隨著大面積的森林砍伐和大規(guī)模的茶農移民，世界第二大茶產地在印度次大陸誕生，對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都曾產生深遠影響。一個多世紀過去，阿薩姆和大吉嶺茶已經成為茶界明星，它們獨特的發(fā)展史、自然條件和生物、民族多樣性造就了有著鮮明印度特色的遺產景觀。
阿薩姆地區(qū)是全球最大的茶產區(qū)，茶葉產量占全球13%，印度的55%。這里全年溫暖濕潤，為茶葉、森林植物和諸多農作物提供理想的生長環(huán)境,也是地球上生物多樣性熱點區(qū)域之一。目前該地區(qū)已有兩處世界自然遺產：馬納斯野生動植物保護區(qū)和卡齊蘭加國家公園，充分說明了其突出的生態(tài)價值。
野生動植物與茶園、森林、農田混合共生也形成了印度茶文化景觀最突出的特點，即高度的生物多樣性。
印度茶文化景觀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它高度的民族文化多樣性。阿薩姆地區(qū)與東南亞其他國家相連，本就有著諸多世居部族。茶葉生產是勞動密集型產業(yè)，需要大量勞動力。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東印度公司和后來的英國企業(yè)從印度各地遷入約100萬勞工，來自上百個不同的部族，他們共同勞作生活，同時也保存了各自部族多樣的文化傳統。目前茶農社群人口約650萬，長期的融合及與茶相關的生產生活使他們獲得了一種特殊的身份認同，被稱為“茶族”。茶族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體現在其多姿多彩的信仰、節(jié)慶、音樂舞蹈、裝飾工藝等，至今生機勃勃，也蘊含著茶族社群與土地、茶園和自然環(huán)境間緊密的情感聯系和傳統的生態(tài)智慧。
大吉嶺茶也是由東印度公司于19世紀上半葉引種自中國福建武夷山，栽培于西孟加拉邦喜馬拉雅山麓的大吉嶺高原。這里海拔高，氣候涼爽多雨，自然環(huán)境使其紅茶芳香濃郁，以“紅茶中的香檳”享譽全球。大吉嶺茶生產加工已作為地理標志產品受到嚴格的保護。目前印度官方尚未將大吉嶺茶種植景觀作為文化遺產進行申遺，但1999年列為世界遺產的“大吉嶺喜馬拉雅山地鐵路”卻在遺產范圍上與其部分重合，也對它的歷史和景觀價值有所體現。
斯里蘭卡錫蘭茶：
茶文化景觀遺產旅游“走在了前面”
博物館和遺產酒店，吸引了大量游客
斯里蘭卡茶也被稱為錫蘭茶。斯里蘭卡原本是重要的咖啡產地，19世紀中后期在咖啡種植園蔓延的病蟲害對斯里蘭卡的咖啡業(yè)造成了致命的打擊。蘇格蘭商人從印度考察學習后，于1867年在斯里蘭卡的魯勒堪德拉創(chuàng)立了第一個茶園，之后又建立了完善的茶加工廠，于1875年開始將錫蘭茶運往倫敦的茶葉拍賣行。錫蘭茶迅速蜚聲海外，1883年成立的科倫坡茶拍賣中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茶葉拍賣中心。錫蘭茶種植加工經歷很多工業(yè)技術改良，1925年成立了專門的茶研究所，并最早開始采用袋裝茶包，1965年，斯里蘭卡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茶葉出口國。
斯里蘭卡的茶種植景觀以云霧繚繞的丘陵茶園和山巖瀑布著稱。在很多地方也保留了英國殖民時期的建筑，是與茶生產加工直接相關的近現代產業(yè)遺產。斯里蘭卡茶研究委員會已經對斯里蘭卡茶相關的自然和文化遺產進行過大致的梳理。
在茶文化景觀遺產旅游方面，斯里蘭卡“走在了前面”，一些坐落于風景優(yōu)美的茶山的老茶廠被改造為博物館和遺產酒店，吸引了大量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