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云板：后金國號年號俱全的唯一實物
專家認為可作同類文物鑒定參照標準
(資料圖片)
沈陽故宮展出的“大金天命云板”。
云板上所鑄銘文為“大金天命癸亥年鑄牛莊城”。
游客參觀沈陽故宮“正紅旗亭”。“清前歷史展”由此起始，在八旗王亭中依次展出。
沈陽故宮展出的銅海螺。
沈陽故宮展出的清代銅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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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郭平文并攝
探新展
“清前歷史展”正在沈陽故宮博物院展出。展出的文物中，國家一級文物“大金天命云板”是亮點之一，這件被稱為沈陽故宮鎮館之寶的重量級文物，上面有“大金天命癸亥”的銘文。除文字史料外，這是目前發現的明確標識努爾哈赤創建后金政權“國號”+“年號”的唯一實物，可作同類文物鑒定的標準器。“大金天命癸亥年”為后金天命八年（1623年），這一年，后金與明王朝沒有發生大的戰事，努爾哈赤忙于平叛、治理新征服地域。也正因為此，為努爾哈赤遷都沈陽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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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鑄的云板海城牛莊造
不久前，沈陽故宮博物院對東路建筑群中的常設展覽“清前歷史展”進行了更新。展覽以時間為軸線，以文物為依托，清晰地呈現了后金逐步強大起來的過程。
進入沈陽故宮大清門，走過飛龍閣再右轉，一路向東，是一座用彩色琉璃瓦裝飾的宮門，門額上用滿漢文寫著“東掖門”。走過東掖門便是沈陽故宮的東路建筑群。除大政殿外，這里分東西兩廂整齊地排列著十座外觀基本相似的亭式建筑——沈陽故宮十王亭。由于每個王亭展室面積有限，“清前歷史展”按順時針方向在亭中展出，“正紅旗亭”是展覽的起點，“大金天命云板”就擺在這里。
“這件文物珍貴之處就在于，它是除文字史料外，努爾哈赤創建的后金政權‘國號’與‘年號’的唯一實物證明。”沈陽故宮博物院藝術研究部研究館員王麗指著“大金天命云板”說，它是鑒定同類文物的標準器。
作為沈陽故宮博物院的鎮館之寶之一，“大金天命云板”與人們印象中細膩華美的宮廷藏品相比，顯得有些粗糙。
這件云板用生鐵鑄造而成，全高55.5厘米，上寬36厘米，下寬44.5厘米，厚1.2厘米，重12.5公斤。云板兩端呈云頭形，上端云頭正中有穿孔，為當時系繩懸掛所用。上部云頭略窄，下部云頭略寬，表面鑄有微凸的卷草花紋、團花。下部團花中心鑄有圓形凸點，為敲擊之用，凸點周圍飾以層層花瓣。云板中間的板身呈長條形，中間部位鑄有漢字，右側為楷書雙鉤體“大金天命癸”，左側為楷書陽文“亥年鑄牛莊”，兩行文字之下單鑄楷書陽文“城”字。
“大金天命云板”并不是沈陽故宮舊藏，其文物檔案中記述為“1955年自遼寧海城征集入藏”。
關于“大金天命云板”入藏沈陽故宮博物院，記者采訪到一段故事。
1955年，為豐富沈陽故宮展出的文物，有關部門選派文物保護專家到省內各地調查、征集文物。
沈陽故宮有幾位專家去海城農村調查。在一個村中偶然聽到一陣敲擊聲，這清脆悠揚的聲音引起了專家的注意。詢問當地村民后得知，聲音來自附近的一所小學，是學生上下課的鈴聲。這聲音不似古鐘那般渾厚，更不像其他學校使用的鈴鐺那樣響亮。于是一行人懷著強烈的好奇心來到學校，在學校的屋檐下看到一塊鐵板。詢問校長后得知，剛才那清脆悠揚的聲音正來源于此。
這塊鐵板的兩邊向上卷起，形似一個云朵造型，鐵板上的紋飾考究，正中鑄有銘文。專家仔細觀察鐵板上的花紋和文字后，趕忙讓校長將鐵板摘下來。抱著鐵板，仔細摩挲著花紋，有專家辨認出上面的字，依次為：“大金天命癸亥年鑄牛莊城”。“大金天命”為努爾哈赤創建的女真后金政權年號，僅憑這4個字足以確認其有300多年歷史。專家大喜，立即與校長協商，用一個新買的鈴鐺換下了這塊鐵板。
遺憾的是，無人知道它是怎么來到鄉村小學的。人們查對1924年修訂的《海城縣志》，其中記有：一塊半米高、25斤重的云板曾存放于牛莊巡檢衙門里。1922年被人發現后曾經保存在海城他山公園（即現在的厝石山公園），抗日戰爭期間由于無人管理不知去向。
據介紹，努爾哈赤占領海城一帶后曾經鑄造大量云板，但是，目前人們只發現了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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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是后金的傳事報警工具
關于沈陽故宮東路建筑群的建筑年代，有關專家提出過各種觀點。有一種觀點認為其建成的最早年代為努爾哈赤遷都沈陽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天命十一年（1626年）。按照這個時間來推算，“大金天命云板”至少比沈陽故宮年長3歲。它所承載的準確時間、地點和國號、年號等歷史文化信息一直為國內外清史學者關注。沈陽故宮博物院幾代研究人員如沈長吉、李鳳民、李理等都先后對之進行過專題研究。
云板作為一種靠敲擊發聲的體鳴樂器，也稱“鐘板”“響板”“鐵板”“云版”，俗稱“點”，使用的歷史久遠，在唐代之前已經應用。
沈陽故宮博物院副館長李理考證，云板在古代皇家宮廷或官署衙門內使用時，通常是作為一種報時或報事的信號，也有的是作為一種約眾集合的號令，起著與鼓、角相同的作用。據《俗事考》記載，宋太祖趙匡胤在宮中“以鼓多驚寢，易以鐵磬……此更鼓之變也。或謂之鉦，即今云板也”。這種做法影響到后世宮廷及官署衙門對云板的應用。
從史料記載來看，云板也被貴族大家庭用來發出報事、集眾的信號。元代關漢卿所作《望江亭》的第四折中有：“左右，擊云板，后堂請夫人出來。”明代袁宏道詩作《病起》中有：“愁聽傳事板，懶答問安書。”明末戲曲作家阮大鋮的《燕子箋》中也有：“內打云板三聲，吆喝開門介。”
到了明朝末葉，明王朝在長城上加強了防衛。這一時期，傳聲悠遠的云板被普遍應用于墩臺之上。研究人員在明邊墻大平堡遺址（今義縣二十里頭村）就發現鑄有“大平堡”銘文的云板存世。
在古代，銅鑼、銅海螺、云板等都是快捷的傳事報警工具，被努爾哈赤創建的后金政權廣泛采用，這些文物都出現在此次展覽中。
據《滿文老檔》記載，后金建立不久，八旗官兵已將云板明確用于戰事：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農歷九月，明軍數百人出撫順關，乘黎明前攻襲女真人守地，“時臺卒見明兵出邊，擊云板告警，東方懸云板處見之后，亦擊云板相傳。日將出山而未高起之前，即傳至汗城。汗（即努爾哈赤）往祭堂子后，聞擊云板，遂攜大貝勒（代善）及其諸弟率城中所有馬兵，立刻起行”。
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努爾哈赤統率兵馬先后攻陷沈陽、遼陽等遼東重鎮，并很快將國都遷往遼陽城。隨著戰線拉長，云板的使用更為廣泛，《滿文老檔》載，當年農歷九月，努爾哈赤發布命令：“命國境各處臺人等，齊備響炮、云板、烽火、旗纛諸物，嚴加防范，稍有動靜，即行報警。”
但是隨著后金邊界、墩臺的不斷增加，各地對云板等報警工具使用不能統一，還發生了誤報的情況。《滿文老檔》載：“……以冰破之聲誤作炮鳴，急擊云板。各地遂相繼告警，亥時傳至汗城。”意思是說，后金兵將冰面開裂的聲音當成炮響，引起一片報警聲，驚動了努爾哈赤。為了制止這種混亂，《滿文老檔》載，后金天命六年農歷十一月，努爾哈赤專門發布命令：“無論何臺人發現敵至，即行放炮、舉纛、擊牌（板）。不論邊外、邊內，見敵一二百，則舉一纛、放一炮、緩擊云牌（板），夜間，則燃一號煙。倘有一二千人，則舉二纛、放二炮、急擊云牌（板），夜間，則燃二號煙。倘有萬余人，則纛盡舉、炮連放、云牌（板）連擊，夜間，則烽火全燃。”“報警一次后，仍未見敵之臺人，勿再妄行放炮。其見敵之臺人，仍須放炮、擊牌（板）勿絕，夜則燃烽火。敵進何處，凡所見之臺人，亦放炮以應，我軍可聞炮聲往尋之。不然，胡亂放炮，則難知敵在何處。不舉纛、不擊云牌（板）、臺人不放炮，僅由城堡之炮酌放之，聞其聲豈不以為亂戰耶？”從這則記載不難看出，云板已經被后金廣泛應用于軍事行動當中，而且在使用上有嚴格的規定。
李理說：“后金時期，云板除被八旗軍廣泛用于戰爭之中，還被努爾哈赤應用于宮廷里，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成為汗宮內外重要的傳信器具。”
《滿文老檔》記載，后金天命八年農歷五月，努爾哈赤規定巴牙喇（護衛親兵）值班規則：“巴牙喇之值班人等，待門開后始得入坐。僅限值班人等，他人不得入內，守門人亦不得入內。（值班人等）坐于門，鳴板召之，乃入。鳴板畢，即出。”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農歷四月，剛剛遷都沈陽不久，努爾哈赤又命令：“夜間有事來報，軍務急事，則擊云板；逃人逃走或城內之事，則擊鑼；喜事則擊鼓。完后，汗之門置云板、鑼、鼓。”這段記載告訴人們，當年努爾哈赤住所門外也掛有云板，用于迅速傳遞消息。
在研究“大金天命云板”過程中，李理還專門調查了山西、四川、湖北、廣東等省出土以及正在使用的云板資料，在外觀上，“大金天命云板”與這些云板非常相似，反映了當年中原文化對女真部族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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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板“誕生”之年，努爾哈赤忙于平叛
沈陽故宮展出的“大金天命云板”將人們的視線拉回到了明末遼東地區動蕩的時代。
云板鑄造于天命八年，這一年，后金與明王朝之間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事，從《滿文老檔》記載來看，努爾哈赤在這一年重點是采用強硬統治手段，在新奪取的遼河以東的大片土地不停地平叛。
“大金天命云板”銘文中的“牛莊城”，在《滿文老檔》中多次出現。天命六年農歷七月十三記載：“牛莊之人繳來甲二百副，弓二百張，箭及藥箭一千枝，大炮彈三千發，小炮彈五斗，鋼鐵五十斤。”這段史料記述的是，后金攻占遼東地區后，曾在遼南的石城、牛莊城、沙井等地利用漢人工匠進行冶鐵和鑄造，以生產所需的長短兵器、火炮及農具等器物。從記載來看，一片祥和。
不過，努爾哈赤占領明遼東地區后，面對當地先進的農耕制度，他所擅長的用來招撫女真、蒙古各部族的聯姻策略派不上用場，于是便采取了強硬的統治手段。
《滿文老檔》記載：天命八年農歷四月初一，努爾哈赤發布命令，調動軍隊保護放牧：“著每牛錄遣甲兵百人，以十人為白巴牙喇（意思為白甲護衛親兵，是部隊中的精銳），攜炮二門，槍三枝；再將九十甲兵分之，其四十甲兵為紅巴牙喇（意為紅甲護衛親兵，亦是精銳部隊）、攜炮十門、槍二十枝，又十人，攜盾車二輛、水壺二個。黑營五十人，攜炮十門、槍二十枝，又二十人攜盾車二輛、梯一架、鑿子二把、錛子二把、釣鉤二個、鐮刀二把、斧二把、席四領、叉二把、連夾棍一根、水壺二個及一月用之木炭、綿甲十五副。每一甲喇攜大炮二門。”“牧馬時，五牛錄合為一處，各漢軍之馬亦合之，自平虜堡以西，牛莊以東牧放。”這則命令是分派八旗精銳部隊持槍帶炮到牛莊一帶放牧。牛莊一帶在明代實行長期農耕制度，八旗兵前去強行放牧必然會招致激烈反抗，所以努爾哈赤讓下屬在放牧時做好戰斗的準備。
當時，努爾哈赤對于治下的漢人軍隊也不放心。《滿文老檔》記載，天命八年農歷四月十三，由專門管理漢人事務的衙門——都堂發布文告，要求將后金統治下的漢人軍隊的兵器統一管理，如有私藏者，一經發現就治罪。
為了防止新征服地區百姓逃亡，努爾哈赤還想了一個怪法子。《滿文老檔》記載，天命八年農歷七月初三，都堂又發布文告：“據報海上見有船只。令將蓋州城南至熊岳，所有海邊人之婦孺皆收入蓋州城內。男丁仍令耕田。耀州、海州、牛莊海邊人之婦孺，亦皆收入耀州、海州、牛莊各該城內，男丁仍令耕田。”就是把婦女和小孩集中到城內看管起來，讓男人在外面耕地，防止他們逃跑。
盡管如此，史料中同時記載了很多百姓叛逃事件。《滿文老檔》記載了很多例子。如天命八年農歷六月二十三，還是由都堂衙門發布命令：“娘娘宮地方八鄉叛人之麥，著爾方吉納率耀州、牛莊、海州三處之諸申前往收割，晾曬，并妥為貯藏。”這段記載告訴人們，當時發生了很嚴重的叛逃事件，后金政權不得不抽調周邊地區人手前去收割無人管理的麥田。
這一時期，遼南地區叛亂不斷，努爾哈赤不得不改變統治策略，遷都是其中之一。后金天命十年三月初三，努爾哈赤遷都沈陽。
責編：徐碩審核：徐曉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