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長江，奔流不息。

180余萬平方公里流域土地，養育了中華民族。長江是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的標志性象征，長江下游從江西九江至上海吳淞口，造就了江南文脈，成為涵養中華文明的重要源頭。

2022年12月31日起，南京博物院跨年大展“大江萬古流——長江下游文明特展”在特展館開展。該展聯合長江下游9家單位，以250組（件）展品集中展示長江下游地區的文明起源與發展歷程以及當下城市文明的斑斕光影。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江水天上來，萬流歸一宗

長江下游陽光雨水充沛，氣候溫潤潮濕，物產資源豐富。早在距今200多萬年的舊石器時代早期，己有古人類繁衍生息。

距今1萬年左右，江西上饒仙人洞、浙江上山遺址等地出現人類活動的跡象。展出的由南京博物院考古所提供的一粒溧水神仙洞陶片是人類創造性使用火與泥的實證，這也是迄今為止江蘇境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一件陶制品。

新石器時代，長江下游形成了諸多具有獨特文化面貌的史前文化。浙江寧紹平原的貝丘文化、浦陽江流域的跨湖橋文化大放異彩，太湖東部的馬家浜文化、西部的駱駝墩文化和寧紹平原的河姆渡文化三足并立。

由于地理環境不同，不同地域的人們生活方式大有不同，在考古學家眼中，一件炊具就能成為判斷兩地史前文化的重要依據。以環太湖地區為例，南京博物院藏、江蘇蘇州草鞋山遺址出土的圜底釜與南京博物院考古所提供、江蘇溧陽東灘頭遺址出土的平底釜分列同一展柜的兩側，東圜西平，馬家浜文化與駱駝墩文化因此劃出涇渭分明的分界線。

到了距今6000—5300年的時候，寧鎮地區的北陰陽營文化、環太湖流域的崧澤文化、巢湖流域的凌家灘文化在頻繁交流中各自茁壯發展，日漸精進的玉器制作工藝為絢爛的良渚文化奠基，同步完成了“古文化——古城——古國”的演變。

江蘇興化蔣莊遺址是長江以北首次發現并大規模發掘的良渚文化聚落，這一發現突破了以往學術界認為良渚文化分布范圍北不過長江的傳統觀點。展出的南京博物院考古所提供的從蔣莊遺址出土的陶器、玉器，能清楚窺見良渚先民豐富的精神世界。被狩獵的野豬、奔跑的小鹿被定格在陶罐上，厚重的刻符玉璧上刻畫著“凸”字形祭臺符號，上寬下窄、外方內圓的玉琮透露著神秘氣息。

良渚古城遺址被稱為“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作為早期國家文明的標志性遺存，也揭開了吳越文化繁榮的序章。此后，太伯奔吳，江南這片荊蠻之地開始融入發達的中原文化，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春秋戰國，諸侯爭霸，亂戰促成了吳越人極為發達的青銅冶鑄與陶瓷制作工藝，青銅兵器尤為精良。蘇州博物館藏吳王夫差劍立在展柜中，千年的時光沒有磨鈍刀鋒，表面覆著的藍色薄銹穿越空間閃著冷光。

劍旁擺放的印紋硬陶與原始青瓷則是吳越文化時期最為典型的物質載體，被制作各式食器、酒器、樂器。濕熱的草叢間，蛇吐著信子，待時而動，古越人將蛇看作圖騰。在鴻山遺址邱承墩特大型戰國貴族墓里，蛇爬上了原始青瓷的懸鼓座，又口尾相接，盤成象征著王權或神權的玲瓏球形器。

吳越文化、楚文化與中原文化交流融合，至秦漢時期，共同匯集于大一統帝國之中。漢武帝時期，經濟史學家傅筑夫指出：“經濟重心開始南移，江南經濟區的重要性亦即從這時開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長起來。”

這一時期，東南亞、中亞的奇珍異獸跋山涉水，順著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成為漢代工匠傾心制作工藝品的對象。出土于江蘇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中的犀牛、大象，通體鎏金的設計盡顯大漢氣象。

萬水千帆過，“江南”耀千年

六朝，衣冠南渡，北方先進的技術和文化涌向長江下游地區，以都城建康為代表的“江南”開始嶄露頭角。

南京衛崗出土的灰陶倉雙鴟上翹，設瓦楞，前墻上方開五個方形窗，有倉廩豐實、富貴吉祥之意。中華門外出土的陶雞、陶豬彰顯著江南地區的漁耕興盛。中唐以后，稻作農具迅速發展，出現了以曲轅犁為代表的適應水田精耕細作要求的新式農具。進入宋代，江南地區的糧食儲備已能滿足全國需求，正所謂“蘇湖熟，天下足”。

當時人們的生活一如《露香園繡漁家樂圖》所畫的那樣：水面上漁夫捕魚，岸邊漁婦烹飪、小兒嬉戲，岸上漁夫席地而坐小酌，一片恬靜安逸。

長江為江南地區帶來的不僅有充足的水源和肥洪的土壤，還有湖泊港汊密布的水鄉網絡。

緩緩展開《運河圖冊》，南起長江古渡口瓜洲，中經邵伯、高郵、寶應、白馬、洪澤諸湖，沿著運河，一路向北直至京師。巍峨古城建康、繁華都城臨安、雄踞運河口岸的揚州、魚米之鄉蘇州等江南城市正是通過運河這樣便利的水陸與全國乃至世界相聯接，南來北往的航船不斷將江南文化向外輻射。江蘇揚州邗江出土的打馬球圖銅鏡就生動記錄了波斯與我國的密切交流。鏡背紋飾中四名騎士手執鞠杖，躍馬奔馳，作擊球狀，源于波斯的這一記馬球，從漢代開始飛入國內，在唐代時期在貴族、民間皆盛行。

相對穩定的環境使長江下游的物質文化不斷豐富增長。除了漁耕農作，江南地區更在飲食、服飾、內外陳設等諸多方面領跑千年輝煌，為中華文明做出了“長江貢獻”。

一方水土養江南，水美物豐出美食。江南地區較早形成了“飯稻羹魚” 式的飲食習慣。淡雅精細，食不厭精，是江南飲食的特色之一。被奉為中華飲食文化圭臬的《隨園食單》將326種菜肴娓娓道來，不少美食仍然是今日江浙百姓飯桌上的常客。品讀《隨園食單》，在滿足飽腹之欲外，還能嚼出些寓樂于吃、寓文于食的樂趣與詩意。

吳絲衣天下，宋代時紡織業重心南移至江浙等地，元代時黃道婆將全新的紡織技術帶回江南，明清時期的紡織品以江南三大織造中心（江寧、蘇州、杭州）生產的貢品為最高工藝。一絲一縷燦若云霞，寸錦寸金盡顯華貴。中國三大名錦之一——南京云錦濃縮了中國絲織技藝的精華，絳色暗花緞上團龍紋樣，盡顯高貴尊榮。

工致偕雅趣，江南文人的精致直接影響著民居內外的陳設傳統。“凈幾明窗，一軸畫，一囊琴，一只鶴，一甌茶，一爐香，一部法帖；小園幽徑，幾叢花，幾群鳥，幾區亭，幾拳石，幾池水，幾片閑云。”纖巧雅致的美學構建體現出江南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情境與精神。

何處是江南，人文淵藪地

“東南財賦地，江浙人文藪”，伴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長江下游地區逐漸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中心。

宋代以降，江南地區成為中國出版文化的中心，王國維贊之曰：“自古刊版之盛，未有如吾浙者”。杭州、南京、蘇州先后成為印刷業的中心，雕版、活宇、套印逐步引領印刷業的發展。清道光年間徽州涇縣翟金生以“三十年心力，造泥活字板，數成十萬”，印出來的字“堅貞如骨”。

典籍的富足促進了人才的育成，江南地區進士及第的數量長期居全國之冠。從二王的書法、顧愷之的繪畫，到南唐畫院這一官方機構的設立，直至元四家、明四家、清揚州八怪等，名臣宿儒、文人騷客層出不窮，著作詩賦，斐然成章，引領著各種文化風潮。

陶舞俑頭梳高髻，著長袖舞衣，左手揚袖為舞；三弦、木琵琶、黑漆七弦琴靜待樂人撩撥......崇勇尚智、婉秀典雅的江南文化滋潤出百花齊放的戲曲音樂，昆曲、越劇、蘇劇、滬劇、揚劇、鳳陽花鼓等藝術形式競相綻放。

同時，戲曲藝術也潛移默化地融入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梨園猜色玉生香，指甲蓋大小的燈盞、曲笛、書籍工藝考究，昆曲暗戲就是當時文人以昆曲相娛的道具之一，憑賞雕刻把件，互猜戲名曲牌。

常州博物館鎮館之寶朱漆戧金蓮瓣式人物花卉紋奩在木胎上做十二瓣蓮花，蓋面為戧金仕女消夏圖，清新優雅，時令氣息濃厚；江蘇金壇洮西公社元代窖藏出土的景德鎮窯青花云龍紋瓷罐青花發色明艷，花紋刻繪精細，為元青花中的精品；晶瑩透亮的玉葉襯托一只栩栩如生的金蟬，為貴族女子的頭飾，取名“金蟬玉葉”寓意“金枝玉葉”.....長江下游地區的陶器、漆器、玉器等工藝技術歷史悠久。宜興紫砂、蘇州玉雕、嘉定竹刻等因工藝精淇而聞名遐邇，匠心與文心交融，使江南的工藝藝術別具一格。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一代又一代人在長江邊輪番登上舞臺，創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它們融會貫通，讓江南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江南文化也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

新江蘇·中國江蘇網記者 徐春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