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看到“陽性病例已被成功轉運”的信息時，你是否想過這樣一個問題：疫情嚴峻時期，如何第一時間找到這些病例？面對散落在各居民區的陽性病例，如何安排及時轉運工作？是誰埋頭數據堆反復比對復核、細細梳理排摸確認？是誰在電話那頭耐心接聽訴求、努力給予回應？是誰在樓道里上上下下進行消殺？是誰一遍遍巡邏清理醫廢垃圾？又是誰找空間、設隔斷、搬床鋪在短短時間里建設集中治療點？一定有人在默默守護著這份安全！我們也許看到過他們化身成“大白”后忙碌的身影，卻從未見過他們卸下“大白”后仍不停工作的狀態。

吃睡在電話旁的“接線員”

友誼路街道收到過各種各樣的投訴和建議，但沒有一條是寫給電話接線員的，除了……

“你們的專線總是打不進”！！

是什么原因導致電話一直占線打不進呢？

李曉蓉、張燕、張溪三個女將是“接線員”，在記者采訪的過程中，此起彼伏的電話不曾停歇，核對數據、協調物資、反饋居民...

張溪姑娘是剛到街道入職不久的“三支一扶”大學生，大學畢業不久就投入了緊張的“接線小姐姐”戰隊，耐心細致是她的特點，“有時候一個電話就是一個多小時”，電話打到燙，貼著聽筒的臉頰印下“聽筒紅”，深夜掛斷最后一個電話，躺平下來，耳朵還在嗡嗡響，總覺得仿佛聽見隱約有電話鈴聲響起。“我多工作一分鐘，同事就能早一分鐘休息，我們是一個集體”。一度因疲于接聽溝通而發燒倒下的張溪，稍作兩天調整，又立馬回到崗位上。

“你們是友誼路街道防控辦對吧！我這里有這個事情你要幫我解決的呀！”“什么時候能給我答復？”面對居民們的情緒和不理解，面對此起彼伏的電話鈴聲和高壓的工作，姑娘們都曾放下電話后流下委屈的淚水。李曉蓉哭完之后只說了一句“我繼續干活了”，干苦了會哭，受委屈會哭，但哭過了，又繼續干。“一通電話，也許是一個市民迫不得已的求助，也許是一場情緒的宣泄和疏導，能幫上一點兒就幫上一點兒”。

“剛放下電話就有新的進來，一天要接無數個電話。”張燕告訴阿友，接線員的工作一點不比外勤輕松，她們的任務也遠不止接電話這么簡單。“將心比心，每一個緊急的電話背后，寄托的都是被隔離人員的期待，我們也許沒法滿足他們的所有需求，但我們希望通過自己努力給予盡可能的幫助——哪怕只是幾句安慰，幫助他們渡過難關，看到希望。”張燕有一本記事本，密密麻麻地記滿了來電居民的訴求和建議，哪些訴求需要協調反饋、哪些意見建議需要及時匯報流轉，哪些個案需要專門溝通，都一一記錄在冊。

幕后保障的“建設者”

“方艙條件是不如家，舒適和生命之間，我們一直在努力做到最好”。協調場地，選點、看現場，哪些場所可以建設集中治療點？怎樣進行隔離，如何按標準規劃設置“三區兩通道”？哪些地區通風需要關閉、封堵？哪些地方需要重新接入電源、排水，醫廢污染物在什么地方處置才更加安全？只有一個點位一個點位親身經歷過才能快速地從“門外漢”成長為“業務熟手”，每一個集中治療點的建設運行和保障，都少不了印亞東主任和徐潔反反復復的踩點、應急和攻關，“時間太緊了，醫護、保安保潔后勤人員也需要保障好，必要的住宿、床鋪、淋浴、廁所都需要重新設置，配置一定不能和家里的條件比，我們只能疫情應急狀態下，盡最大的努力”

“人員入住之后，也有很多想象不到的問題”。當問及集中治療點上的情況時，楊遠源介紹說。很多人來的倉促，身份證、醫保卡、就醫憑證之類的往往落在了家里，時間久了，患有高血壓、冠心病等病例購藥困難，特別是一些必須要在外區指定醫院現場配的藥物，往往人力有限無法及時購買。小楊給阿友展示了一摞醫保卡，“這些都是帶在身邊的，有些藥物價格不便宜，墊了大幾千，但有時候實在是真的買不到啊，多跑腿多想辦法不要緊，只求居民理解了，心里也就舒坦了”。

數十天的燈火通明，辦公室里都支起了好幾張行軍床。步履匆忙進進出出的小哥哥，擦干眼淚沙啞了嗓子又重新振作的小姐姐，此起彼伏的鍵盤敲擊聲、接踵而至的電話鈴響聲，成了這個辦公室的日常，不管白天還是夜晚。能早一點是一點，能快一步是一步，他們就是那群爭分奪秒的人，就是那群抗疫大軍中的“隱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