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產業發展邏輯
歷史上數次產業革命多以單一產業的技術革新為標志，進而形成對上下游產業的輻射帶動效應，人工智能對產業升級的驅動作用則表現出新特征、新規律。人工智能具有鮮明的通用性、系統性特征，在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過程中往往不拘泥于單一產業的效率提升，而是從根本上重構生產要素配置、企業經營模式、產業結構優化的底層邏輯，為產業體系的整體性、持續性升級提供堅實保障。
在微觀層面，人工智能為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注入活力。人工智能極大提升了數據處理、分析和應用效率，使數據從輔助決策的工具轉化為具有蓬勃價值創造力的生產要素，在預見行業趨向、匹配有效需求、優化投資決策等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人工智能還進一步釋放了勞動力、土地、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的創造活力，推動經濟發展從粗放型發展轉向集約型發展。例如，傳統技術革新多聚焦于對勞動力的簡單替代，而人工智能則構建了人機協同的價值共創模式，不僅有效推動生產過程數智化轉型，而且助力勞動者自身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和創新方法革新，為新一輪技術更新創造條件。又如，人工智能已被部分地區應用于城鄉土地利用和規劃建設，為綜合評估和預測土地利用績效、增強產業與空間適配性提供科學決策依據。
在中觀層面，人工智能為企業經營模式和組織形態革新創造契機。人工智能與產業的密切融合，正在引發企業內外形態的雙重變革。就企業內部形態而言，人工智能推動企業組織架構由傳統科層制向扁平化過渡，使研發、生產、營銷等環節構成了決策協同、信息共享的有機整體，大幅降低溝通成本和響應時滯，提高企業經營效率。就企業外部形態而言，人工智能打破了企業的“信息孤島”，通過數據共享、算法協同等形式，構建起跨產業、跨區域的合作網絡。近年來諸多相繼崛起的“生態品牌”正是人工智能重塑企業間共生關系的典型寫照，這類具有市場影響力的核心企業基于居家、出行、生產等多元使用場景，充分發揮人工智能的通用性特征，將相關產業經營主體統一納入生態體系之中，實現技術標準互認、生產要素流動、供應鏈資源共享等，不僅提升了單個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更增強了整個產業體系的韌性和活力。
在宏觀層面，人工智能為產業結構優化調整提供支撐。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應用推動傳統產業的“存量革新”，幫助夯實實體經濟根基。在人工智能技術的全方位輔助下，傳統產業通過優化要素配置與生產流程降低運營成本，通過預測市場需求和用戶偏好提升供給質量，通過創新商業模式和服務模式拓展價值空間，為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奠定堅實基礎。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促成大量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增量突破”，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以智能芯片、智能機器人、新材料、新能源等為代表的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不僅在短期內實現投資和就業規模的顯著增長，更為我國搶占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在產業和經濟競爭中占據主動創造有利條件。
鞏固用好獨特優勢
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持續推進“人工智能+”行動，將數字技術與制造優勢、市場優勢更好結合起來。我國人工智能與產業的高度融合，不僅得益于科學技術的持續攻關突破，更與在長期產業轉型發展中積累的獨特優勢密切相關，是需求引領、產業實踐、制度供給共同驅動的結果。
超大規模市場為“人工智能+”開拓廣闊藍海。作為擁有14億多人口、超4億中等收入群體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能力不斷提升，消費方式由生存型向發展型、品質型消費躍遷。2024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超過48萬億元，比2023年增長3.5%。另據研究預測，到2035年我國消費市場總量將超過歐美總量之和。龐大的消費群體為人工智能技術的更新迭代提供了海量訓練數據，顯著縮短了技術優化與應用周期，為其更好服務于產業建設和升級創造基礎條件。同時，不同年齡、地域、審美偏好的消費群體天然形成了差異化的需求圖譜，進一步豐富了人工智能的應用場景。例如，青年群體對沉浸式體驗的需求、老年群體對技術適老化改造的需求以及個性化、定制化、品牌化需求等，均成為“人工智能+”多元化發展的不竭動力。此外，超大規模市場還有助于降低人工智能與產業融合的成本，通過規模經濟效應，減少企業創新投資的不確定性，有效激發經營主體將人工智能嵌入生產、流通、消費等各環節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完備產業體系為“人工智能+”構筑立體生態。一方面，我國已初步構建起較為全面的人工智能產業體系，為其他產業的數智化轉型提供了有力支撐?！吨袊斯ぶ悄軈^域競爭力研究報告》顯示，2024年我國人工智能產業規模突破7000億元人民幣，連續多年保持20%以上增長率，產業鏈覆蓋數據、算法、平臺、芯片、應用等各環節，能夠實現從技術研發到市場需求的精準對接，促進全球創新要素加速集聚。另一方面，我國制造業規模最大、門類最齊全，為人工智能應用落地提供了豐富且廣闊的場景。扎實的制造業基礎不僅使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于從原材料到終端產品的全流程，更實現其跨領域、跨行業的遷移擴散，以電子信息、汽車制造、電氣機械等數智化程度更高的產業帶動其他產業同步轉型，共同邁向工業4.0時代。目前，我國累計培育421家國家級智能制造示范工廠、建成萬余家省級智能工廠，逐漸形成以人工智能牽引產業升級、以產業需求反哺技術革新的良性循環。
政策制度創新為“人工智能+”提供強大保障。黨中央高度重視并支持人工智能產業發展，自2017年以來，先后頒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促進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試驗區建設工作指引》等頂層設計文件，為人工智能產業由誰牽頭、靠誰推動、為誰服務、如何服務提供了清晰的方向指引。同時，北京、上海、廣東、浙江等省市也基于自身稟賦，制定了深入推進“人工智能+”行動的規劃方案，形成了各地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生動實踐。隨著上述政策效能的逐步釋放，人工智能產業必將在愈加明晰的規則、愈加優化的機制下實現高質量發展，成為構筑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關鍵著力點。
統籌推進走深向實
當前我國乃至全球人工智能產業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同時也直面潛在的風險挑戰。不斷革新人工智能治理理念和方式，持續推進智能向善，增進社會整體福祉，不僅是我國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戰略選擇，也是人工智能產業走深向實的必由之路。
注重技術創新與風險防控相平衡。一方面，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以產業智能化、高端化需求為導向，以國際前沿發展方向為指引，持續推進產學研用深度融合，助力人工智能領域基礎研究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特別是要加快工業高質量數據集建設，使人工智能技術創新更好服務于新型工業化進程。另一方面，高度重視人工智能產業高速發展中暴露出的“信息繭房”、算法歧視等問題，加緊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政策制度、應用規范、倫理準則等，實現從研發到利用的全景式監測和分級分類管理；構建并持續擴充人工智能風險典型案例庫，守住技術創新安全底線；強化經營主體的自律意識，探索在產業體系內部組建風險管理聯盟，實現人工智能與產業的共同成長。
推動產業效率提升與發展平衡性、包容性相促進。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催生了新的效率革命，但也可能導致區域、企業、群體之間的數字鴻溝進一步擴大。使人工智能發展紅利更好惠及全體人民，需在供需雙側協同發力。在供給側，加快推進人工智能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優先支持開源與共性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夯實“人工智能+”底座；通過算力券補貼、專項基金、稅收優惠等形式，幫助中小企業減輕數智化轉型壓力，支持其深度融入人工智能產業生態。在需求側，優先在健康、養老、交通等民生領域，推進智能技術的無障礙改造和普惠化應用；以社區、學校、線上學習平臺等為依托，構建全覆蓋、多層次的數字素養培育體系，為產業升級筑牢堅實消費基礎。
堅持開放競爭與協同發展相統一。當前人工智能在全球產業升級中的戰略地位日益提升，不僅成為國際經濟競爭的熱點領域，引發部分發展中國家對數字殖民的擔憂，還對傳統國家安全觀和治理策略構成明顯挑戰，甚至可能引發新的地緣政治沖突。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類的國際公共產品，要積極開展人工智能國際合作，充分發揮全球和區域性合作組織的作用，加快推進人工智能倫理規范、技術標準、法規體系等方面的統一互認，構建人工智能領域多邊安全對話的前提和基礎。通過全球人工智能發展基金等項目支持，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加快人工智能技術產業化進程，構建差異化發展優勢，探索彎道超車新路徑，為全球產業鏈價值鏈重構貢獻中國力量和中國方案。
